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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试述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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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现实的意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

  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

  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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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孟思想的现代意义如下:

1、“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有助于提高国民道德水平,净化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

2、养民、惠民、富民,使人民富裕起来,是当今社会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政府必须对民众作出的承诺,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孔孟“仁学”在经济上提出的:养民、惠民、富民的主张,对于今天发展经济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提倡德政,以民为贵,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谋福利,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是相通的,有助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对提高全社会的凝聚力,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精神,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

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孔子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加大,孔子的思想也会随着加大。特别是中庸的思想。当然,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限制,有些认识也会过时。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简述孔子的任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核心思想"仁" 1. "仁"的思想 在《论语》这本不太厚的书中,"仁"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字眼,大概有一百多处。 整部《论语》,其中心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仁。但正因为出现字数多,我们反而不好理 解,容易产生迷惑,到底什么才是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意思是说"仁"是对于自己同类相爱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德性,悲悯之情。 此种感情主要表现为"忠"和"恕"两个方面。"忠"是尽心竭力,尽 己之心以爱人。而"恕"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爱人。按孔子说法一个人作到了忠 和恕,那便实现了"仁爱"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试述孔子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属于一种“人文性伦理”,具有如下含义:首先,重视历史传统。孔子的人文性伦理将社会的伦理道德视之为“文”。所谓“文”,首先是重视历史传承。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与社会中的伦理道德,都是对以往历史上的伦理道德的继承。这种重视历史传统的伦理,典型地反映在孔子所说的这一段话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谓“损益”,首先是继承。假如没有对于以往的礼的继承,那么只能是“创造”。孔子认为,任何伦理道德是不可能离开以往历史上既有的伦理道德而白手起家地创制出来的。

其次,强调礼的意义层面的内容。在孔子的时代,“礼”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现的基本形式。孔子思想不同于前代人对于礼的看法方面,就是他十分强调礼的意义。在他看来,假如礼离开了仁,不以仁为依归的话,这种礼,其实很难说得上是“礼”。所以,他说:“礼云云乎,钟鼓乎云哉?礼云礼云乎,玉帛乎云哉?” 所谓仁,在孔子看来,其基本涵义就是“爱人”。而且,这种“爱人”的伦理道德是发自乎人的内心,是符合人的本然之性的。因此,孔子又将仁与人之自然天性联系起来,即不仅重视礼的形式方面,而且更强调对礼的自觉。这是孔子人文性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传统的礼的一种改造。

再次,君子人格中“文”的概念。对于孔子来说,社会上的伦理道德不是其他,其实是一种人格的展现。这种对于人格的重视,说明孔子的伦理观属于一种“德性论”的传统。问题是:同样是重视人格,同样是讲德性论,孔子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伦理的方面在于: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来说,德性表现为人的对于伦理道德的实践能力,而孔子则认为,伦理道德不仅仅是道德实践,而且这种道德实践具有“文饰”或“装饰”的作用。伦理道德对于人具有一种“文饰”或“装饰”作用,也就意味着伦理道德不仅仅具有社会的功能性,也是人的本体性存在方式;人的这种本体式存在方式,具有审美的作用。换言之,孔子认为履行伦理道德不仅仅出于社会的责任与需要,也不仅仅是在承担一种社会义务,而且是人的本体式存在的展现方式与证明。这种本体式存在的理想人格,孔子称之为“君子”。

此外,重视礼乐教化与文化教养。孔子人文性伦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礼乐在人的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孔子虽然反对没有仁作为内容而徒具形式的礼,但并不认为社会伦理道德可以脱离礼的形式。这不仅因为礼是社会伦理的载体与体现形式,而且它本身就具有道德陶治的功能。因此,孔子强调“习礼”。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这意思是说:习礼可以养成以“和”为价值标准的社会伦理道德,这是社会伦理之极致。而礼对人的道德的这种潜移默化作用,不是通过说教或强制,而又必得通过乐来加以实现,因此,孔子常常礼、乐并提,认为礼与乐不应分离。他说:“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值得重视的是,孔子除了礼乐并提,还强调人文知识的掌握在道德人格养成中的作用。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在他看来,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必须是具有广博文化知识的“君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实上,他认为通过像阅读《诗经》这样的诗歌,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

以上,我们从4个方面对孔子的人文性伦理的含义进行了描述。归纳起来的话,这种人文性伦理体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前瞻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现在孔子对礼的看法上。孔子认为周礼是对前代礼的继承,但同时又为周礼注入了新的内容,即礼以仁为体。

第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任何社会伦理既有它的形式方面,同时也有它的实质内容。孔子以礼为核心的人文性伦理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强调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孔子眼里,周礼就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社会道德规范。故通过习礼,不仅能够培养起人们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而且这种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还展现为一套举止有度、行为恰如其分的礼仪,从而能给人以美感。

第三,外在规范与内在要求的统一。对于孔子来说,以礼为核心的人文性伦理固然是一套社会伦理规范,它有对于日常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规定与要求,但他同时认为,这种社会伦理规范,并不仅仅是人们不得不去遵守的社会生活的规则,它们同时发自于内在的人性,是人为了自我完善而愿意自觉地去履行的行为。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孔子的人文性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之学。所谓教化,首先是重视对于伦理道德的理性认识,所以,孔子的伦理思想强调“知”的重要,如他说知礼、知仁、知生、知方、知德、知人、知命,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也重行,故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重要的是,对于伦理道德来说,行与行是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割的,它们在习礼的过程中得到统一。

总括以上,我们看到,孔子人文性伦理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知与学并重。而且他强调,要从实际经验与历史典籍,以及通过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来扩充道德智慧。对于孔子来说,人文性知识的研习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亦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文化修养与道德修养应当而且可以合一。

这里,当我们提问所谓人文性伦理何以可能的时候,不是问在历史上这种人文性伦理何以会出现的问题,而是追问它的理论根据。这也就是问:为什么非得有人文性伦理?其意义何在?它与其他伦理,例如社会性伦理或宗教性伦理有何不同?

对人文性伦理的追问,其实是与对人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对它的追问涉及到对人的本体论的认识。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人论的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提问。孔子式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历史的、文化意义上的人。换言之,人是生活在历史传统与文化之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伦理乃文化,伦理乃历史的积淀,舍去历史与文化,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社会伦理,也从根本上无法理解人。故历史与文化才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人文性伦理不仅强调社会伦理的本体论基础,而且对于社会伦理有其不同于社会性伦理的一整套看法,即它认为伦理道德不仅仅是工具性的,甚至也不是价值论或目的论的,而是先于工具性与价值论的,是生存论的,它就是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孔子说“仁者仁也”。故伦理学的使命是要教人首先“成己”;人能“成己”然后才能“成人”。

人文性伦理之所以可能,还涉及到伦理道德的教育方法问题。人文性伦理一方面强调个人经验(默会之知),所以注重个人体验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更重“学”重“知”,强调文化教育(人文教育)与社会伦理以及个人修养的亲和性。它认为:个人的人格修养必体验为一种教养,外化为礼仪;而教化之本义乃教育以伦理为目的。故一切教育都具有道德伦理的内容。

这样看来,人文性伦理与社会性伦理以及宗教性伦理的区分一目了然:对于社会性伦理来说,伦理道德主要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为了维系其正常秩序而不得不要求人们必须遵循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说社会性伦理道德也重视向社会成员灌输其道德意识的话,那么,它的灌输方法是“教育”而不是“教化”。而对于宗教性伦理来说,它视伦理道德行为为人们内心的自觉,视之为一种良知的觉醒,甚至视之为一种“知天”、“事天”的行为,或者如西方基督教伦理所说的“爱上帝”的需要。这种宗教性伦理固然强调伦理道德乃出于自觉与自愿,是满足个体的追求超越或者获得上帝“恩庞”的需要,从而将伦理道德建立在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需要的基础之上,可以解决伦理学上“德福能否一致”以及如何一致的难题。但仔细想想,这种所谓宗教伦理道德可以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说法,仅仅具有理论上或者解释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它难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及,而仅仅为少数具有宗教情操的人们所遵奉。

如此看来,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还不得不去遵守社会性伦理。而社会性伦理固然在现实中可以实行,却难以为个体生命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假如我们仅仅提倡社会性伦理与宗教性伦理的话,的确可能遇到像王国维所慨叹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冲突,即社会性伦理在现实中是大多数可行的,但并不可爱(无法满足个体生命“安身立命”之需要);宗教性伦理固然可爱(可以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但在现实生活中,终究难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实践。所以,这种伦理冲突与紧张,是无分于中西,也无分于古今的。

而孔子的人文性伦理,则似乎为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提供了一条“中道”式的解决方案。这种人文性伦理由于将人文教育与人格修养打成一片,而且在习礼过程中,对于伦理道德的体验采取的是潜移默化的方法,这样,这种伦理道德培养的过程,本身就是寓教于乐,或者寓教于“文”的,而这种礼乐或者人文知识的薰陶,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习礼者或人文知识的研习者,在这礼乐的薰陶与人文的研习过程中就享受到人的个体生命的极度快感与自我实现的满足。人文性伦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为个体生命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且,这种由于从事礼乐或者人文知识的研习所获得的个体生命的愉悦并不神秘,是大多数人都可以领略,也可以达到的。因此,人文性伦理是可以作为宗教性伦理的替代物来发挥其“安身立命”的功能,同时,又可以起到像社会性伦理那样的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社会功能的。

最后,当我们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分析,指出有一种人文性伦理的时候,是采取了“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在现实的人们的伦理行为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伦理的混合体。换言之,我们有时很难分清在现实中,哪一个人的伦理行为是由社会性伦理、宗教性伦理或者人文性伦理所决定的;作为伦理行为的动机,可能这几种伦理类型在同一个人身上都同时并存;甚至也有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他的某种伦理行为或者由这种伦理类型的动机所决定,在另一种场合下,又由另一种伦理类型的动机所决定。然而,尽管现实中存在着这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境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伦理类型的角度来对人类变化多端的伦理行为加以研究。也许,正因为人类的伦理行为形式多样,其动机也五花八门,我们才有引入类型学的方法来对它们加以研究的必要。而在这种种的伦理类型中,人文性伦理无疑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种。而且不可否认,由于植根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在未来中国新一轮伦理道德的建构中,它必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孔子思想对现代世界有什么意义吗?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然不能不提他,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骄傲,孔子的部分思想在当今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懂得变通,还是可以拿来用的吗.主要是因为孔子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今天一样适用。比如:

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

归纳为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小智),

小人之勇者(小勇),

小人之仁者(小德)。

君子之智者(大智),

君子之勇者(大勇),

君子之仁者(大德)。

圣人之智者(圣智),

圣人之勇者(圣勇),

圣人之仁者(圣德)。

翻开教科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

毫无疑问,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孔子思想,在中国、世界华人圈里、甚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一度号召人们要“破四旧”,“打倒孔夫子”,理由是孔子思想“太封建”、“忠效思想太重”、观念“太中庸”,等等。“那是一个特殊的由于政治原因而曲解孔子文化的时代。”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丁晨说,“如何理解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需要一个民族去思考。”

然而,时至今天,展望中国,人们对孔子思想的重视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中,提倡公正,所谓“政者,正也”;同时,重视仁义,提倡在保持法制精神的前提下,“以德治国”。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张中,最终的落点是“群众的利益”。在此方针指导下,目前,各级各地政府都把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当成了自己的施政纲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思想,对于世界各国的施政者都有指导意义。”山东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张祝秀说,“无论哪个政权,如果它不公平、不公正,不为群众的利益考虑,这个政权就不可能保持长久。”

在文化领域,孔子的影响力在2500多年之后,依然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中学、曲阜实验小学等中国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学校园内,孔子的塑像十分醒目――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圣人、大教育家,孔子在学子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除了校园,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堪称无出其右: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创办的《孔子研究》、《孔子与中国》刊物发行遍及世界各地;由国家旅游局举办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盛况一年超过一年,包括多位国际知名文化大师、中国政府高官、外国使节在内的贵宾都曾到会参与;以弘扬孔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关孔子的各类网站达100多家;孔子故里曲阜“三孔”,已经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无以数计的单位、企业把孔子的思想言论,框裱挂墙,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市民素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教材,供人学习、体会……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要求员工们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企业讲究诚信经营,孔子有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实,除了思想上的借鉴、运用以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人们对孔子的崇拜更是无处不在:“孔府家酒”成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中档白酒;“孔门豆腐”、“诗礼银杏”是所有到曲阜旅游的人必须一尝为快的名吃;“阙里宾舍”是曲阜市最受海内外游客喜爱的四星级宾馆,而曲阜市与孔子名字相关的酒店更多达76家;上海市一位企业家投资数千万元,在曲阜市建了一所孔子中英文学校,其生源来自中国数个省市;此外,用与孔子名字有关的字体命名的香油、煎饼等各类产品达100多种;每年,有300多万海内外游人到曲阜拜孔、祭孔,带来的门票收入仅今年“五一节”就近1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30多岁的孔子第76代孙孔令文,是“孔氏手工布鞋坊”的老板。一开始,他没有注册品牌,只是自产自卖,但生意一般;后来,他受别人指点,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网站,生意很快越做越大。他说,孔子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首先是想借祖先的影响来打产品的知名度,其次,这也是对祖先影响力的扩大和延伸。他透露,自己的布鞋就是比别的牌子卖得好,“不服都不行”。“孔子的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说“在当今这个社会,从政府到普通百姓,大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它,只是说明,孔子思想中有值得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其中,‘仁义、诚信’的内容更是符合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

“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真谛。”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新华网 温闽) 好运!!

孔子的思想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加大,孔子的思想也会随着加大。特别是中庸的思想。当然,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限制,有些认识也会过时。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的远游观和近游观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孔子注重文化之旅、自然之游,倡导“山水比德观”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旅游。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孔子主张旅游要健康有度,反对佚游

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也就是说,以骄傲为乐,以到处游玩、游手好闲为乐,以大小宴为乐,都是有害的快乐。可见,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人生观念

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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